随大禹走进历史

在我们民族从史前传说到信史的过渡中，大禹是一个关键人物。

学者们考证“定九州”的“禹迹”，发觉尊重自然的禹完成了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如此大范围的治水，已不仅是土木工程问题，没有大范围的利益协调与社会认同是不可能的。一个合乎情理的推论是：治水的客观需要，引发了大范围的社会整合，而治水的成就，使禹在我们民族的国家形成史上占据了无法替代的地位。

进入信史后，司马迁的《河渠书》、班固的《沟洫志》记载了连绵不断的治水活动，其中，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都江堰。

李冰显然深受大禹的影响，都江堰工程成了“道法自然”的极佳诠释。鱼嘴分水堤实现了“分四六，平旱涝”的功能：平时供应成都平原的内江进水六成，而分洪的外江进水四成；若遇洪水，比例自动倒置。宝瓶口、人字堤、飞沙堰组合工程进一步滤平从内江流入成都平原的水量。李冰用最小的工程量，对自然最少的改动，为成都平原的水源构建了一个两级滤波系统，从此，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目光深邃的李冰似乎一直看到了遥远的未来，留下“深淘滩、低作堰”的治水箴言，使这个两千多年前的工程一直为我们服务到今天。

在大禹、李冰的时代，人类虽然已经获得超越其他物种的竞争优势，但在磅礴的大自然面前依然渺小而孱弱，力量对比使我们无法对自然狂妄，也迫使我们更多地依靠头脑而非力量。

与今天相比，那是个人烟稀少的年代。史载最早的人口统计数字在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5767万；南宋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曾达7681万人，直到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人口始终在1亿以下。可以说，在这两千来年的时间里，人与自然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之中。在造化看来，人类是一个有点特别、但依然可控的物种；在人类看来，需要认真面对的是旱涝不均的问题。“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人还无法想象水是一种有限的资源，也不会去大规模污染水体。最多不过“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那“水浊”多半也不是人造成的。

18世纪中叶以后，人口加速增长，公元1834年突破了4亿。此后就是“洪杨之乱”、清廷覆灭、外敌入侵、国内战争……人口仍徘徊在5亿以下。1949年后，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增长，直逼13亿大关。人类和造化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在造化眼里，人类不再是一个可控的物种；在人类心中，“上帝死了”。

然而，这时造化亮出了更深一层的稳定机制：资源危机，首当其冲的就是水。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发出“水将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的警告。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指出，制约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是水资源。但那只是学者视野中的问题，短短20多年，这一危机就走出了学者的书斋，活生生地摆在每一个国民眼前，而且比学者们当初的警告更严峻。

造化的警告

千百年来，每当提到黄河，人们头脑中想起的第一个词汇往往是“泛滥”。但1972年，黄河下游出现有史以来第一次断流，此后，黄河下游频繁断流，1997年断流时间更是长达226天。从1999年3月开始，水利部对黄河实施全流域统一调度，黄河断流的势头得到了遏制，但还是不断面临断流的危险。

2005年3月30日，新华网记者从青海省水利厅获悉，由于源头地区水环境严重恶化，导致黄河水量大幅度减少，自上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的10年时间里，黄河源头水量减少了23％。另有报道称：黄河中游的渭河和汾河，最近五六年降雨减少14%,但实测径流量却减少了40%～50％；伊洛河和沁河近10年降雨比五六十年代减少11%～15％，但实测径流却减少了60%～70％。1986年以来，三门峡站年均径流量和年均输沙量仅分别为245亿立方米、7.2亿吨，分别比1950～1985年减少了41%和47％。

长江源头来水量减少了10％以上，2003年冬天长江部分河段出现了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低水位，长江沙市水位降至30.02米。这样的特枯水位一直持续到2月下旬，造成部分水道断航。在长江上游的重庆地区，目前也出现了用水危机。

珠江一向水量充沛，今年初也出现了严重的缺水，导致包括广州的一些地区在内甚至需要限水。今年初，更史无前例地从贵州等地紧急调水8.51亿吨。事实上，2001年广州、深圳、东莞、湛江、汕头5市就被列为缺水重点城市，当年，整个广东城市缺水年平均约为42.45亿立方米。

2005年2月国家环保总局发出通报：淮河来水量2004年第4季度比上年同期减少七成。
今年4月18日《中华工商时报》报道：由成都市著名水利专家、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专家对成都市河流生存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令人震惊：成都市三环路以内的52条河流濒临死亡。由于没有来水，河流基流为零，成都市河流水生态环境每况愈下，水生生物几近绝迹，河流功能丧失殆尽。据说，成都西边的金马河，10年前还是鱼虾成群、河边水草茂盛的景象，河中还能钓起1公斤重的大鱼，但如今已是连连断流、河床裸露。水量骤降是仅仅10年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