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月前我们就到各地调查外资溢价竞买内地水务资产的情况，目前调研报告已经递交国务院。”8月28日，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副会长邵益生表示。

    邵益生是在第二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国际研讨会上透露上述信息的。他目前担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兼建设部城市水资源中心主任。

    这份调研报告首次详细剖析了外资介入内地水务的利弊，也试图给急于出售水务资产的各城市政府一个风险提示：外资高价竞购水务资产“有埋伏”。

    邵益生还透露，国务院“西部办”正在筹划成立一个规模为千亿元的水务产业投资基金。

    针对外资可能垄断城市水价的担忧，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对本报记者表示，自来水等公共产品要由政府定价，而非自来水企业自由定价。他建议设立一些“标杆企业”，由此形成的水价可作为物价部门定价的依据。

    不必急着“一卖了之”

    邵益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以下简称“水协”)从2007年以来就在密切关注外资高价购买内地水务资产的动向。大概在3个月前，协会派出调研组奔赴全国各地调查，就各地方政府出让水务资产的背景、外资巨头在购买水务资产中的竞买情况等问题作调研。

    邵益生是本项专题调研的主要负责人。水协则是建设部主管的一级行业协会，全国绝大部分城市自来水、给排水公司都是其会员单位。

    近期，不少城市水务资产都“溢价”转让给外资水务巨头。8月22日，天津自来水项目49%股权转让项目，威立雅报出竞标价为21.8亿元，相当于最初资产评估价7亿多元的3倍；8月18日，扬州自来水49%股权标价1.8亿元转让，中法水务报出的8.95亿元的高价令业界感到非常意外。更早些时候，兰州、海口自来水厂的转让都掀起了同样的“溢价风暴”。

    有业内专家指出，外资表面上报价很高，其实有相当部分资金是作为后续投入的，资金压力并不大。

    “我们这次也走访了威立雅、中法水务等外资水务巨头”，邵益生说，中国水资源市场目前到了一个市场化改革的关键点，大力引进外资资金参与中国水务市场的利弊分析都写在了调研报告里。

    邵益生表示，调研报告侧重于“风险提示”，是政府部门推进水务市场化改革的参考。

    调研过程中，有些外资巨头认为他们的进入可以帮助中国加快城市水资源建设，而且不提高水价，不损害普通消费者利益，是个十足的大好事。

    邵益生却认为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外资不是傻子，他们肯出高价钱购买中国水务资产自有他们赚钱的方法”，邵益生称，各地政府不必着急将水务资产“一卖了之”，应详细了解外资的打算，结合本地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应该出让水务资产。

外资水务“两个埋伏”

    邵益生进一步向记者剖析了外资水务企业的操作秘密。

    “目前有关城市用水定价问题尚待规范”，邵益生称，目前指导自来水等水务产品定价的仅是1998年有关部门联合出台的一个“规定”性文件。该“规定”中对水务产品定价主要采取“净资产回报率法”。

    “其中规定自来水利润不高于其净资产回报率的6%-12%”，邵益生表示，以前内地水务市场参与者结构比较简单，主要是国有私业和民营资本两类主体国有企业就是民营资本，政府拥有的供水企业要求回报率低一般在6%左右，民营企业的产品最高利润不超过净资产的12%。

    由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普遍资产规模较小，其按照净资产回报率的方法定价水产品价格不会太高。而资产规模雄厚的外资水务巨头收购当地企业之后，情况会变得完全不同。

    “外资水务巨头正是看准了定价文件中这个漏洞，才敢出如此高价”，邵益生认为，一家外资巨头将高价收购的水务企业的净资产几年内做大，待其全面掌握某个城镇供水主动权后，会依据此文件与当地政府谈判，要求水涨价。

    “这是外资高价收购内地水务资产动作中的第一个埋伏”，邵益生说，其实外资高价收购内地水务企业本身也面临着一个法律风险，一旦中国政府修改水务产品定价办法，这些外资巨头必然不能得到其预想的回报率。

    邵益生告诉记者，调研中接触到的很多外企都坚信自己在依法办事。但目前这种净资产回报率的定价方法存在不合理性，如最近水协在帮助山西某水库做的供水收费方案中就发现，该水库投资规模大，但管理成本十分低，按照净资产回报率定价的话，该水库每年收取水费中会有60%的部分都是利润。这也是很多外资巨头在一次次水务资产收购中肯出高价的缘由。

    “还有一个埋伏，那就是BOT等合作模式要涉及到资产回购问题”，邵益生分析，很多外资水务巨头肯出高价钱购买内地水务资产，看重的是15或20年以后资产回购时可以做文章。

    “它可以在这15年内把资产规模做得很大，然后从政府回购中获取很高的利润”，邵益生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