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绿色贸易。

    去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世界排名第三，在西方国家开始普遍设立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贸易进行挤压的形势下，我国的贸易政策应做出相应调整。

    要改变单纯追求数量增长，而忽视资源约束和环境容量的发展模式，平衡好进出口贸易与国内外环保的利益关系。这首先得看好两道门。一个是出口。应严格限制能源产品、低附加值矿产品和野生生物资源的出口，并对此开征环境补偿费，逐步取消“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必要时开征出口关税。另一个是进口。应强化废物进口监管，征收大排气量汽车进口的环境税费。此外，我们一方面需构建防范环境风险法律法规体系；另一方面需建立跨部门的工作机制；再一方面，还需加强各部门联合执法，对走私野生动植物、木材与木制品、废旧物资、破坏臭氧层物质的违法行为进行严惩。如果条件成熟，还应开展贸易政策的环境影响评价，实现贸易和环境利益的高度统一。为此，环保总局愿主动配合商务部、财政部的工作。

    第七，绿色保险。

    绿色保险又叫生态保险，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环境风险管理的一项基本手段。其中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最具代表性，就是由保险公司对污染受害者进行赔偿。

    近期我们已与保监会建立合作机制，准备在有条件的地区和环境危险程度高、社会影响大的行业，联合开展试点。同时共同推进环境风险责任的强制保险立法。

    以上粗略介绍的七项政策，在国内外学术界、各相关部门都已经反复探讨过，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在我国政策实践中却迟迟没有推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涉及到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和各个地区之间的权能和利益调整。当理论的前瞻性与分割管理体制下的利益格局发生冲突时，环境经济政策就难免“知易行难”。因此，现在谈环境经济政策，不只是要作一个理论研究，更是想呼吁各部门建立节能减排新政策的联合研究机制。

    仅仅因为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的利益，而使有利于更大公共利益的政策实施受到阻碍，这种事并不少见。从环保总局与各宏观经济部门合作情况看，一年内出台若干项政策，两年内完成主要政策试点，四年内初步形成中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是可以预期的。一旦推行环境经济政策，不仅对中国环保事业有重大意义，也为中国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将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标志。

    以绿色为导向的市场是成熟的市场，将培育造就担当绿色责任的企业；以绿色为导向的社会是成熟的公民社会，将培育造就担当绿色参与的公民；以绿色为导向的政府是成熟的执政主体，将培育造就担当绿色执政的官员。以绿色为导向的市场、社会和政府，将构成绿色责任、绿色参与、绿色执政的有机主体，将构成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巨大合力。“绿色中国”有望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