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也提出了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要有全面考核，环保也是一个重要的目标。王教授说地方政府真正意义上的转变是需要一个过程。经济不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还要以经济发展为主。他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会有污染，可以有小污染，只要大污染不要出现，就需要控制。但是一有钱就治理污染，这样及时地来解决污染问题，但是中国目前还做不到。

现在还在单纯追求GDP，大量引进工业，做不到总量控制。必然要有更多的污染。例如长江，局部地区有所好转，但是整体上还在污染。

王教授说环保总局也提出过控制污染总量，但是执行不起来。目前，就连浓度控制都很难。企业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很多企业就是打游击战一样，你来检查我达标，你不检查我不处理或者少处理。

严格执法也是关键

王教授告诉记者了他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他说他到一家很有名的国企去看该企业的排污处理，当时负责人告诉他说是满负荷的处理排污。但是王教授还是一眼就看出不对劲的地方，他说沉淀池的水滴滴啦啦。第二天他去问另一个人时，就知道也仅仅是处理也一半而已。他还说很多企业都有两套管道来应付环保局安装自动控制的COD仪。

这就要求环保严格执法，这也是要看地方政府的政绩观念和意识能不能改变。当地的环保局局长抓得太严，当地的领导就不愿意。当地政府要引进企业，环保局说不行。那领导就能罢了局长的官，换个“护航的”局长。

王教授说建议上级派环保官员到地方任职，市领导班子就不能干涉环保局的工作，这样他们才能严格执法。他提到北京、天津和上海他们的纪委书记都是中央指派的，这样才能好好的治理。他说环保局也应该这样。

执法就涉及到环保的权力方面，他指出环保的权力应该大。在流域限批、绿色GDP等事件中，环保局也是无可奈何。王教授说环保的权力要独立起来，这样才能做到严格执法。
在最后，他提到了公众的参与也是推进严格执法的一部分。他说官员要说老实话，做老实事。“领导在做出承诺后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如果领导也没有做到，是不是需要自责呢？”他在提到淮河污染治理时说道。

他指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污染的增加。如果把这些事实都告诉老百姓，他们也会理解政府的做法，共同监督环境治理。政府需要百姓怎么样的监督，百姓也能好好的去做。他最后说百姓的参与也要看政府时否承担的起，现在的政府好像怕群众，在古代百姓还能击鼓鸣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