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环境与发展模式走到尽头之际

时间：2008-02-04 来源： 作者：

国合会的年度政策报告表明，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决定了我国环境问题的四大特征：

环境问题的类型和恶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出现点状污染；80年代城市河段和大气污染严重，生态环境呈现边建设边破坏、建设赶不上破坏的状态；90年代以后，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呈现加剧发展的趋势，特别是1994年淮河暴发的特大污染事故和1998年长江、松花江、嫩江洪涝灾害给我国敲响了生态环境全面恶化的警钟。

压缩型工业化进程带来了复合型环境问题。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20多年来集中出现，呈现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

快速扩张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污染排放总量。监测表明，我国从1999年进入重化工时期，工业废气和废水排放量（去除治理部分）以及固废产生量也进入迅速增长阶段，年均增速分别达到22%、8.5%和17%。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也以每年9.7%的速度增长。据测算，目前我国二氧化硫和消耗臭氧层物质（ODS）居世界第一位，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化学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

经济发展的二元性结构造成了环境问题的“二元化”趋势。我国的工业化最先发端和壮大于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所以环境污染首先出现并恶化于这些区域，西部地区和农村的环境污染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较轻，但由于经济实力、环境保护能力、污染产业转移和农村城镇化等因素的作用，目前我国的许多城市环境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但中西部地区、城郊和农村城镇的环境污染形势加剧，形成新的“二元化”趋势。

“三高一低”的粗放式增长

“粗放式”、“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这是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最为明显的印记。

一个最说明问题的数字是：我国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

统计表明，近50年来，我国GDP增长10多倍（不变价），而矿产资源消耗增长40多倍；我国目前的综合能源效率为33%，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是国外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15%至25%；矿产资源的总回收率为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耗能高于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的2至3倍。

而如此“奢侈”的资源、能源消耗，效率却低得惊人：

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16、德国的1/12、韩国的1/7。资源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

与此同时，污染排放却又高得惊人：

2001年，我国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甚至比印度高出59%，是巴西的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出的固体废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目前，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强度分别是欧盟国家的9倍和8倍。

从行业细分来看，我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耗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0%以上，而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等高能耗行业的能源消费又占整个工业终端能源消费的70%以上。也就是说，我国高能耗行业差不多消耗了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一半。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我国处在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下游，承接着产业转移和积聚的污染风险。

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世界28个行业中，仅钢铁、炼油、食品、工业化学、纸及纸制品、有色金属、水泥等7个行业的大气和水污染排放就占到了全球的90%，这一污染负荷在1960年至1990年的30年里几乎没有大的变化，所变化的只是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

我国在赢得贸易顺差的同时，也承担着“生态逆差”。

统计显示，在我国出口贸易中，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曾高达51.6%。很多商品价格很低，甚至不能真实体现劳动力成本，更不要说支付环境成本了。据测算，我国每年出口的高能耗产品相当于出口掉全国能源消耗总量的五分之一，我国为此牺牲的环境污染代价是可想而知的。

国合会的报告发出这样的感叹：

“很显然，今天的中国已没有部分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进程所具备的可以通过武力和廉价贸易掠夺世界范围供给资源的环境。纵然时光倒流百年，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即使有了资源供给的国际环境，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会使中国美丽的山河污浊不堪。中国目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已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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