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部批复建设项目环评文件400个，总投资达2.7万亿元。对简单低水平重复建设、“两高一资”和产能过剩项目设置“防火墙”，对总投资1904.8亿元的49个项目环评文件作出退回报告书、不予批复或暂缓审批的决定。对环评违法违规问题突出的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华能集团、华电集团以及山东省钢铁行业作出暂停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的决定。
记者：有人说：“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一对矛盾。”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二者关系如何？
周生贤：其实，环境与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贯通的统一体，不能把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一部环境保护的历史就是一部正确处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历史。
环境问题究其本质，是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发展道路问题，离开经济发展谈环境保护必然是“缘木求鱼”，离开环境保护谈经济发展势必是“无源之水”。正确的经济政策就是正确的环境政策，正确的环境政策也是正确的经济政策。两者深度融合正是我们当前大力倡导的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这符合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利益，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我们要以环境容量优化区域布局，以环境管理优化产业结构，以环境成本优化增长方式，转变发展方式、提升经济质量、增强发展后劲，大力促进经济转型。对此，我们将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一以贯之。
探索环保新道路
记者：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环保工作具有怎样的重大意义？
周生贤：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地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休戚相关。环境保护问题首当其冲，需要各国紧密合作，共同应对。
为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我国宣布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40%～45%，这是中国对全世界的庄严承诺。
目前，环境保护在中美、中日、中哈高层对话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中俄环保合作互信互利、全面务实，中日韩、中国-东盟环保合作进入新阶段，与联合国环境署合作进一步深化，与阿拉伯、非洲环保合作进一步加强。
记者：您认为中国的环保发展状况与国外有何不同？
周生贤：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目标任务和解决问题不同，我国环境问题具有“共同但又独特”的特性。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出现，呈现结构性、压缩性、复合性、区域性和全球性五大基本特征。
我国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环保老路，我国需要推陈出新，独辟蹊径，探索走一条中国的环保新道路。
环保新道路就是指符合中国国情、环境与经济相融合的道路。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越来越显现出来，环境形势十分严峻，环境压力继续加大。摸索出一条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境保护新路子，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呼唤。
“国以民为上，民以生为先”。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这是探索中国环保新道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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