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污染问题上，他认为目前农村面源污染问题并没有形成有效机制，真正被抓起来。
而随着中国农业产业化进程不断推进，农村污染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问题同样引人关注。
排污权交易待推
严峻宏观经济形势之下，与会人员更加强调要重视经济增长与环保之间的协调可持续。
“报告”明确提出，不能为了拉动内需而放松环保要求，不能因为要上项目而降低环保门槛。
对此，宋法棠委员表示了赞同。他强调，上项目一定不能仅仅为了GDP的增长，不能为了保经济增长放松环保的标准，各级领导，尤其是审批部门，更应该严格把关。
加大财政资金在环保领域的投入，成为与会人员的另一热议话题。
倪岳峰委员就指出，完成未来水污染防治工作目标任重道远，困难仍然非常大，其中之一便是资金瓶颈。
他举例指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明两年要实现36个大城市污水的全部收集和处理。但根据他和同事们调研的情况，仅仅就资金来看，就有670亿元的缺口。
宋法棠委员也提出，在防治水污染的问题上，应该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特别是城市污水处理厂，建了之后，怎样运行好，怎样真正发挥作用？污水处理厂老是亏损，建起后长期不能运行，运行起来效率也不高，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宋法棠提出，这些方面还要研究支持政策。应对金融危机拿出几万亿投资，应适当向节能减排、水污染治理方面倾斜。
而更多利用经济手段、机制创新来推动环保工作的发展，则成为不少与会人员更多提出的方向性课题。
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夏绩恩就提出，要用经济的手段提高违法企业偷排污染物的成本，使企业可以主动控制污染。
宋法棠委员强调，强化重点流域水污染的防治工作，不能仅仅严控个体项目的水污染排放，还要对总体排污量进行控制。
任茂东委员更是明确建议，以创新的理念积极推行排污权交易。
任茂东说，通过排污权交易这种方式，可以发挥政府环境管理部门和排污企业两方面的积极性作用，使防治污染活动的各参加者扮演好自己最擅长的角色。
同时，它可以调动排污企业或个人选择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式减少排污总量的积极性。各污染源单位和个人更加注重降低自己治理污染的费用，而政府更加关注法律的实施和执法，使此达到与排污的目标相一致，最终可以降低整个社会治理污染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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