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王菊英研究员:全国海洋生态环境监管已经纳入生态环境部工作范畴,包括拟订和组织实施全国及重点海域海洋生态环境政策、规划、法律、标准等。在防止海洋污染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中,海洋环境质量标准《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海洋生物质量》(GB 184212001)等国家标准的作用最为基础,应用最为广泛,在海洋环境的规划、监测评价、污染治理,保护公众健康以及保障海洋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等的监管中均发挥重要作用。
海洋环境基准是制定海洋环境质量标准的科学依据,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海水环境基准的研究在我国极为薄弱。我国1997年修订实施的《海水水质标准》,主要依据日本、前苏联及欧洲等国的水质标准和美国的水生态基准,在说明现行海水水质标准可为我国海洋环境中大多数水生生物提供适当的保护方面,我们缺乏充分的科学证据。为适应新时代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的需求,建议在海洋生态环境基准领域推进以下工作:
一是加强海水水质基准研究,构建国家海水水质基准/标准方法学体系。组织涉海高校、研究所形成合力,共同开展海洋生态环境基准研究工作,研究建立适宜我国海洋生物区系、可操作性强且符合国情的海水水质基准的方法学体系,制定并发布海水水质基准制定技术指南。
二是构建陆海统筹的海洋环境质量基准和标准体系。2018年,根据机构改革方案组建的生态环境部,将原来分散的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统一起来,为解决陆海环境质量标准不衔接这一难题带来历史契机。构建陆海统筹的海洋环境质量基准和标准体系,将在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建立人海和谐关系以及保障公众健康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三是重视营养盐基准研究。美国和欧洲均提出了各自的海洋营养物基准,而我国海洋环境中的主要污染物为氮和磷,近年来出现了低氧和酸化等新型环境问题,由于营养物的区域背景、来源、危害形式和基准确定方法等都明显不同于特征污染物,因此需要加强营养物基准的研究。
四是支持海洋沉积物质量基准的相关研究。由于政策及技术等方面问题的复杂性,建立沉积物基准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建议继续加大支持力度,开展相关研究,为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的修订提供技术支撑。
五是构建海洋基准支撑体系。以具有我国海洋生物区系特征的不同营养级的生物作为目标靶体,全面系统地开展优控污染物生态毒理学试验,加强海洋生态毒理学能力建设,建立具有我国海洋生物区系特征的海洋生态毒理学数据库。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王子健研究员:环境基准是环境质量标准的科学基础,环境质量标准是环境质量管理的科学基础,环境基准是科学管理的具体体现。制定环境基准需要多学科的知识积累,如水质学、生态毒理学、毒理学、管理科学、环境分析化学等。由于学科研究在不断发展,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化,导致基准必须“与时俱进”,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新获取的数据来更新基准推导方式和基准的定值。例如,美国地表水标准中的保护水生生物的氨氮基准分别在1999年和2013年分别做过2次修订,欧盟环境质量标准指令则明确要求每5年更新一次标准的指标。我国的基准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势头非常好,成立了国家生态环境基准专家委员会,形成了一支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核心的研发团队,开展了一些污染物的基准研究。对下一步推动国家生态环境基准工作,我有以下三点建议:
一是全面系统推进以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管理体制建设,打通生态环境基准、生态环境质量标准和生态环境质量管理之间的联系。建议在《国家生态环境基准管理办法(试行)》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基准的定位、框架结构、研发内容及其与质量管理之间的联系。当前需要重点考虑的有:国家和地方层面基准/标准架构、如何筛选需要研制环境基准的污染物,基准值的定值方式,如何将基准转化为具有法规依据的标准并用以支撑当前和未来的环境质量管理。
二是进一步扩大基准研发队伍。尽管我国环境科学和工程研发团队很大,但是基准研发所必需的生态毒理学和毒理学的研究队伍还较小,专业从事综合性很强的基准工作的研究团队更少。下一步工作中,应进一步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核心,广泛吸收我国在生态和环境基准领域知名专家学者、青年才俊,加入到生态和环境质量基准工作中来,形成合力。要形成一个可操作的工作机制,为社会力量加入基准工作提供方向和目标,加强国家环境基准专家委员会下各工作组的能力建设,设立或组织申请相关项目和课题,通过多种形式培养或培训一批专业人才。
三是充实、丰富本土化数据类型和数据量,建立具有自主产权的国家级数据库。制定基准的基础是科学的数据,包括污染物的物理学性质、环境分布与归趋、对生物的毒性和毒理,以及与疾病相关的各种健康数据。和部分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自己产出的数据量非常稀少,尤其缺乏生态毒理学测试方法标准和先进的计算毒理学手段,针对我国代表性本土生物和我国特定人群的数据更是凤毛麟角。客观地说,我们的基准定值是在国外数据库的基础上完成的,距离独立自主制定自己的基准还有相当的差距。当前需要做的事包括:尽快形成一批以我国本土代表性生物为基础的毒性毒理测试方法标准或规范和数据质量保证方法,建立一个能够支撑基准研发的基础数据库和证据权重方法,鼓励科研机构和大学研究人员开发本土化的测试数据,加强计算毒理学方法研究和数据填空方法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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