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决排污口问题？杨振华打过市长热线，找过省里的环保部门，也跟化工园区管委会的领导打过交道。很多投诉者都感受过“病急乱投医”的无助。
王显海也感到，排查工作中很显著的困难就是协调有关部门。
借调城市排污管道原始图纸要找城管部门；有些排污口埋设在企业内部、涉外港口、保税区内，需要反复协调；污染源由环保、市政还是海洋水利部门审批，相关手续是否合规，都是比技术性排查更难完成的调研工作。
2013年，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国家海洋局近岸海域生态环境重点实验室的学者撰文表示：目前，中国各部委中涉及排污口管理的主要包括水利部、环保部和国家海洋局。由于各自的职能不同，对于排污口的分类方式也就不尽相同。
为方便统计排查，文章建议将陆源入海排污口可分为直排口（包括工业直排口、市政直排口和养殖废水排放口）、排污河、污水海洋处置工程排污口三大类。
“目前这些有案底可查的，都是设有在线监控系统的国控重点企业，而一些小型工厂、养殖场，各部门在统计时口径标准会不同。”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海洋学院教授王亚民说。
王亚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工业及市政排污一般会集中到污水处理厂，经环保部门批准，处理达标后集中排海；而养殖类污染归农业部门分管，排污问题尚未制定详细的管理标准；排污河涉及水利部门。但从整体来看，岸上的排污口归环保部管，海上排污工程则属于海洋局。
多位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均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类似“海洋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不下海”的割据式管理，是造成大量陆源污染长期处于监管“真空状态”的症结所在。
此外，除了中央部门多头监管带来的尴尬外，“环保给GDP让位”的旧故事时有发生。
杨振华所在的灌云县偏居苏北，此前一直是全省的经济“洼地”。灌云县将“环境容量大”写进招商口号，吸引到外地化工、高污染企业纷纷落户。
借海洋之便，灌云县在脱贫路上搭了“冲锋快艇”，“宁可毒死、不可穷死”的口号一直在当地流传。被中央环保督察组点名批评之后，当地的副市长、县委书记、副书记等领导均被记过或党内警告。
对于中央环保督察指出的“化学需氧量分别超过地表水Ⅳ类标准约50倍和8倍”，杨振华并不知道这种超标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每次被自己举报偷排的企业，到底有没有受到相应惩处。
对于入海排污口，全国排查如火如荼，但谁应该为已造成的污染负责，过往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在地理位置、投入使用时间、排污性质和排放方式等需要记录的信息中，王显海觉得排放污水总量是最难填写的一项。那些原本就不掌握、未监督的排污口，即使能够提供了设计排污能力、批复排放量等记载，追溯其过往的环境记录是否合规排放也是非常困难的。
《2016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显示，全国直排海污染源污水排放总量65.7亿吨。但这一数据仅仅来自419个日排污水量大于100立方米的直排海污染源的统计。
沈满洪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清算总量确实存在难度，但海洋水质是显而易见的，按照目前东海水域的水质状况，陆源污染排放量显然已经超过了海洋自净和承载能力。
沈洪满介绍，由于入海污染物的排放标准低于陆地，几乎所有沿海地区都在实施“排海工程”，但其实质是因为陆地环境容量有限，故将污染物排放地从陆地的河流、湖泊改变为海洋，“没有任何理由证明，海洋就应该成为污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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