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部2018年3月例行新闻发布会实录

时间：2018-03-30 来源：生态环境部 作者：

关于手持移动终端（PDA），国家统计局在开展经济普查和农业普查时进行了应用。这次普查根据我们的整体设计方案需要进行采购，具体数量根据我们普查员数量和入户调查时间确定。

手持移动终端不是每个普查员人手一个，是按照普查小区分配。因为每个普查小区，去普查的普查员不是一个，一般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应该来说是一个普查小组有一个手持移动终端。需要多少台呢？要根据工作量，因为普查经费保障是分级保障，信息化建设是按照“两级部署、五级应用”的方式来布置的，这次主要是地方采购招标。最终有多少，目前还没有一个确数，但是有一个估数，大概30万台左右。谢谢。

新京报：第二次污染源普查相比第一次有什么难点，针对这些难点有何对策？尤其是在国务院机构改革后，生态环境部职能得以强化，在这个前提下，跟第一次普查相比，这次普查有什么不同？普查结果有什么意义和用途？

洪亚雄：谢谢。从前年12月底的时候，部党组让我担任普查办主任，我就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去年做了一年的工作，正如你所说，普查工作我总结了这么几个字，就是普查工作事情多、事情杂、事情难。对这次新闻发布会，我还是稍微准备了一下，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有记者问污染源普查工作的难点在哪里，我该如何回答。我思考了很长时间，发现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它的难点太多，贯穿整个工作的始终，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难点。我刚才很简单的说的一句话，里面就包括了很多的工作和难度在那里，比如说围绕环境质量确定要普查的污染物，这件事情就要做大量的工作，要对全国的环境质量进行深入的分析，才能确定这次污染源普查的污染物是哪一些，然后就是由这些污染物来如何确定污染源，工作过程中我们想了好多办法，最后找到比较可行的方法。许多事情都是在具体工作推进当中去发现问题，发现难点，然后在具体实践中探索出较好的方法来解决。当前工作进行到清查阶段，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数据下发到地方去清查，现在地方正在开展清查，这个阶段也将会陆续出现一些难点。正在进行的试点，也会不断发现问题和难点。下一步入户调查，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难点，现在还不知道。总之，普查工作就是不断发现难点并不断解决难点的过程。普查办为了要解决这些问题，建立了一个全国污染源普查大群，在这个大群里面大家都可以提问，提完问题以后我们收集，收集完了以后能回答的就在群里面回答，不能回答的下来研究，研究完了以后再去告诉大家如何去干。所以这些问题和难点是一个一个的发现，一个一个的克服。

关于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区别，应该来说，在普查对象、普查范围、普查工作方法、普查结果成果上都有一些差别。刚才已经介绍了一下成果里面除了有一套数外，还有一个可以用数字地图进行表达一张图和一套科学的核算方法。应该来说跟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还是有比较多的区别，谢谢。

中国青年报：您谈到获得了700多万家污染源数据，包不包括散乱污企业？另外，我发现，统计局等部门每年会有一些污染物数据的统计，另外在“十二五”、“十三五”等时间节点上，也会有一些减排数据的公布，如果这些数据跟普查数据有较大出入怎么办？

洪亚雄：谢谢。问题提的非常好，污染源普查我们说要全覆盖，就像人口普查一样，户籍人口都有登记，关键的是那些非户籍人口怎么办，也要查清楚。污染源普查也是一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都有登记了，税务部门都有登记了，这些企业都比较好办，都是正规的，都有法人代表。最怕的就是那些散乱污，散乱污的这些企业往往他的排放没有经过治理，是正规企业排放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把这些散乱污企业搞清楚，也是这次污染源普查工作力图要做的一件事情，怎么解决呢？

刚才已经讲了这次污染源普查汇集了各个部门数据，这些数据拿来了以后，通过清洗比对，会发现一些行业比如律师事务所或会计师事务所，是不排污的，要将这类对象筛选掉，清洗完之后有将近740万家的数据。下一步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通过清查进行摸排。我们已经把我们初步清洗的数据根据地区代码下发到各省，各省再把这个数据下发给市和县，由他们进行摸排，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去粗存真，二是查漏补缺。所谓去粗存真，就是清查名单下去后，对于有些企业死掉了，有些企业不生产了，把这些企业剔除，留下来这些就是2017年在生产的。所谓查漏补缺，就是把不在名单中的企业加上来。这就是为什么希望那些网格员来参加的原因，因为他们对所属小区的情况非常清楚，对于清单里面没有的，而又实际存在的企业按程序补进来，清查软件里面都留有接口，把去粗存真的接口、查漏补缺的接口都留下了。清查目的就是期望这些散乱污企业都能够补充进来。

你问部门数据与普查数据有没有矛盾，我觉得像工商总局、税务总局、质检总局等等这些部门提供的数据里面没有排放的数据，所以不存在与排放数据相矛盾的地方。但是有这样的问题，这个数据里面你有的我没有，我有的你没有，我们的态度是兼收并蓄，为什么要把所有的数据拿过来，是因为要做并集。最后拿过来数据是各个部门数据的一个并集，在这个基础上去筛查污染源的名录。

关于普查数据跟统计部门的排放数据以及与 “十二五”、“十三五”减排数据是否有矛盾。首先说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没有一个专门环境方面的统计队伍，统计部门公布的排放数据都来自于日常环境统计，数据来源相同，所以不存在矛盾。“十二五”和“十三五”减排数和普查也没有矛盾，因为口径不同。减排是基于我们过去已经掌握的情况，减排任务和减排量是实实在在，是一家一家累加出来的。这次普查增加了调查范围和内容，调查口径不同，通过这次普查，把新的污染源找出来了，然后再去纳入到环境管理去，这个之间是不矛盾的。谢谢。

中央电视台：生态环境部组建后，新部门职能相比过去有哪些变化？下一步还将有哪些机关内部调整的变化？

刘友宾：关于生态环境部的职责问题，李干杰部长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已经向大家做了很好的解释和说明。从环境保护部到生态环境部，变化的不仅仅是名称，这是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和巨大进步，对建设美丽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生态环境部把原来分散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职责统一起来，整合了环境保护部原有全部职责和其他6个部门相关职责，很好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在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职责交叉重复、监管者和所有者没有很好分开等突出问题。正如李部长在记者会上所概括的，实现了“五个打通”，即打通了地上和地下，打通了岸上和水里，打通了陆地和海洋，打通了城市和农村，打通了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

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还进一步增强了监管方面的四大职能：一是制定生态环境政策、规划和标准；二是监测和评估生态环境变化状况；三是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执法检查，统一行使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责；四是对地方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进行督察和问责。这四大职能既包括污染防治，也包括生态保护，可以说，监管领域进一步扩展了，监管职能进一步增强了。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配合做好生态环境部“三定”方案拟订工作，保证新老机构平稳过渡，做到思想不乱、队伍不散、工作不断、干劲不减，不断增强生态环境队伍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落实力，确保尽快实现新机构高效运行，切实担负起中央赋予的新使命、新职责和新任务。​​​​

第一财经日报：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中指出，借助购买第三方服务和信息化手段，提高普查效率。借助第三方力量进行普查工作有什么意义？如何保障第三方服务的可靠性、专业性？

洪亚雄：谢谢。污染源普查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怎么样提高普查数据质量，这件事情李干杰部长非常重视。李干杰部长是去年5月30号到环保部担任部长，6月9号就视察普查办，对普查工作提了三点要求：第一个是普查成果要科学实用；第二个是普查的数据要真实有效；第三个是要充分利用第三方力量做好数据核查。

李干杰部长第一次到普查办就提了这样的要求，为什么要提这样的要求？我刚才跟大家报告时就说过，污染源普查不同于任何普查，每个数据都要科学计算，这个计算过程是需要一定技术水平的，是代表专业水平的。举一个例子，餐饮业厨师炒菜，你要问他炒了几个菜，他很明白，但是你问他倒的洗锅水里排了多少COD，他肯定不知道，很多企业主都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你问他生产了多少产品，他很清楚，你问他排了多少COD，多少二氧化硫他不知道，因为污染物排放核算的专业性是非常强的。

这就要求我们，第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方法。但是这个核算方法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大家知道市县一级的力量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将专业素质比较高、对核算方法比较了解的队伍，作为我们的第三方力量帮助地方做好普查工作主要是基于专业技术要求这样一个考虑。

再者，围绕着怎么样提高普查数据质量，对于微观来说，这些企业的排放量由第三方来帮助核算，对中观来说，普查数据上来以后，这个数据到底科不科学，准不准确，真不真实，谁来说话，我们期望建立一个第三方队伍，对于这些市级、省级的最后汇总的数据，能不能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能不能反映他们区域环境质量，需要有一个高专业水平的队伍来做。

基于这样的考虑，这次引入第三方的要求很高，总体要求还是刚才说的，有专业水平、有专业能力、有责任心想把它干好的，让这些第三方进来。关于这些，我们有专门的相关文件予以规范，这个文件可以去查阅。谢谢。​​​​

北京晚报：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2016年第四季度至2017年底为普查前期准备阶段。能否介绍一下前期准备阶段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洪亚雄：谢谢。需要做的准备工作非常多，总结来讲两个方面，一个是管理方面，一个是技术方面。管理方面，这次污染源普查工作涉及到经济社会方方面面，从组织层面来说，没有一个得力的组织机构很难推进这样一项工作。所以从管理层面上来说，第一件事情要成立机构，机构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领导机构，国务院非常重视，国务院成立了由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副总理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具体协调这项工作。省、市、县都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有相关的部门参加，因为这不是环保部门一家单打独斗能干成的，必须也有相关部门来参加。所以要求省、市、县都要成立领导机构。

同时还要成立工作机构，工作机构从国家层面来说，就是我们普查办。各个省、市、县也要成立工作机构，成立机构落实人员，落实办公条件，落实经费，这是前期工作的管理方面的要求。同时准备工作里面有非常多的技术要求，比如说，刚才讲了污染物的确定是前期工作，污染源的筛选及清查也是前期工作的。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出台一些清查工作等等相关的技术规定，都是在前期技术方面的工作。还有污染源确定了以后，怎么样组织入户调查，这里面就有普查员的选定管理等。还包括普查软件开发相关的一些工作。污染源排放量的核算方法，是技术工作当中的工作量最大的，也是普查经费使用过程当中体量比较大的一个方面。因为涉及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产品它的排放量都得要确定一套科学的核算方法，这项工作我们也是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再一个就是报表制度的确定也是前期工作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一年大量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都是非常杂的一些事情。

正好趁这个机会，有这么多的媒体朋友，我想拜托大家，帮助我们普查办做一个宣传，宣传什么呢？去年我们到地方去调研检查前期工作情况，不是很乐观。我用两句话来形容它，一个是起了大早，赶了个晚集，有的准备工作准备的比较早，但是最后那些准备工作起步早的，后面工作我们去检查时都落后了，二个是上面热下面冷，尤其是市一级和县一级，准备工作薄弱。我们分析了这个情况，造成这种情况不是说市一级的政府不重视，不是说市政府主管市长不重视，不是说县一级的县长不重视，是什么原因呢？主要还是他们不知道我们这项工作，污染源普查这项工作是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尽管它很重要，但由于专业性极强、技术性极强的，主管市长、主管县长很多不是很清楚。所以我拜托在座的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的朋友，拜托你们给我们做一个宣传，让地方各级政府、各部门能了解我们污染源普查工作，能重视我们这个污染源普查工作，拜托大家，谢谢。​​​​

​中新社：刚才您讲到大约有900多万个源的入户调查，这是包括各类普查对象吗？怎么保证普查数据的真实和准确，会不会有一些单位或者个人为了避免处罚人为降低污染源数量或填报虚假信息？

洪亚雄：首先说这个900万家是我们估算的，但是从结构上面来说跟第一次普查有点不大一样，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里面的工业源是150多万家，但是生活源，移动源比较多。我们这次生活源、移动源加在一起是50万家，差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认为象餐饮业等，了解它的排放量是很重要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宏观测算获得。所以在这方面入户调查数量少了。这次工业源是将近740万家，第一次是150多万家。所以数量上面有这样一个差别。

关于质量方面你这个提问非常好。质量是我们在污染源普查初步设计过程当中就关注、就重视的，我们反复分析从哪方面来抓。国家统计法对数据质量有八个字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李干杰部长对普查数据质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就是普查结果要科学实用，数据真实有效。我们反复分析国家统计法、干杰部长要求和工作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统计法里面那个及时这两个字可以不要，为什么呢？我们于2017年初就开始进行普查前期准备工作，这本身就是一种及时的反映。其他的三条我们反复分析，最后确定这次普查的质量要求是六个字“全面、真实、一致”。全面，体现在两个方面，就是反映环境质量的污染物必须全面，排放污染物的污染源必须全面，真实，也是两个方面，就是对污染源排放量的核算方法必须是科学的；其次对污染源调查的数据必须要真实。一致，也是两个方面，就是与经济社会的活动水平一致，与区域环境质量一致，这个是我们对环境质量、对这次污染源数据调查质量的一个总体要求。

怎么样保证。首先从技术上保证，刚才讲了像清查的、试点的、核算方法的，我们要花大力气，要保证它的科学性。同时我们在管理方面，提出全员控制、全过程控制，全员控制要求我们要对这些污染源普查技术工作人员做大量的培训，我们设计了很多培训班，但这个培训班60多万人不可能全部都培训到，国家层面侧重于对省里面的培训，省再对市县培训，要让他们具备做污染源普查的业务素质，这是全员控制。全过程控制，在普查每一个过程，想现在进行的清查，我们马上就要下去了，对地方的清查要去抽查，你的清查数准不准，我们有一定比例抽查，来判定清查的质量。下一步入户调查，我们也要进行现场抽查、现场核查，进行全过程管理，强化每一个过程的管理。

最后就是结果管理，所有的数上来以后，我们也要通过第三方进行抽查核查，尤其是对汇总的数，也要抽查。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些措施来保证普查工作质量，这个质量就是污染源数据质量，是贯彻我们工作始终的一条主线，必须紧紧抓住这条主线，质量不好、不科学、不真实，普查工作是白做的。谢谢。

界面新闻：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环保志愿者雷萍因对广东茂名信宜市茂源石场的污染调查，而被当地公安机关拘留，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

刘友宾：环保社会组织和环保志愿者是生态环境事业的同盟军，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许多环保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积极投身生态环境事业，举报环境违法行为，依法维护公众环境权益，是政府力量的有效补充。

原环境保护部每两年组织一次“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其中有不少先进人物来自环保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这些人有理想、有情怀，事迹令人感动。

总体上看，中国的环保社会组织还处在培育、发展阶段，专业化水平还不太高，力量还不够强大。我们认为，对环保社会组织和志愿者要多一些理解和包容，多一些关心和支持。同时，环保社会组织和志愿者也要依法依规开展活动，坚持实事求是，建设性地促进环境问题解决。大家可能注意到，今年环境日的主题是“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就是希望推动社会各界和公众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携手行动，从我做起，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

封面新闻：普查数据准确性是衡量普查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请问，在保证普查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数据获取的及时性方面，将采取哪些措施？

洪亚雄：谢谢。大家都关心我们数据的质量，非常好！刚才提的这个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我们采取的有如下措施。

污染源普查的数据，都是算出来的，核算方法的科学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当前我们在核算方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次核算方法初步考量主要有三种方法，它们组成了我们的核算方法体系。

第一个，就是法律认可的监测数据，比如说在线监测、监督性监测，这都是法律认可的数据。我们可以利用监测数据来核定排放量。

第二个，没有监测数据，我们就要用物料衡算的方法来核算，什么叫物料衡算呢？简单来说，工业生产当中进去了多少物料必须出来多少，物料是平衡的，它进入了多少，没出来，去哪里了，必定是排放了。比如说石油化工当中你进去多少的油，你出来了多少成品，少了，哪里去了呢？有可能那些低组分通过阀门等跑掉了，所以像这样的，有一些适合用物料衡算的，我们采用物料衡算的方法。既没有监测数据，也没有适合物料衡算的，那我们就采用产排污系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科学的抽样，归纳出产排污系数，由产排污系数核定他们的排放量。像这一类的企业特别多，每一个都去监测，那工作量是非常大的，所以用产排污系数法来核定。

以上这些组成一整套的核算方法体系，这个核算方法体系的科学性是数据质量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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