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企业而言，要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意味着要付出高昂的处置费用，目前正规处置每吨危险废物的费用一般要一千多元，但非法倾倒的成本一般是每吨只要三百元左右。
“使得企业产生违法动机，铤而走险伪造危险废物转移相关手续和部门印章。”10·12污染环境案专案组民警张明元在办案中也意识到这一现实困境。
然而，即便有企业愿意为正规处置的价格买单，实际上全国危险废物处理能力也不足。
生态环境部固废中心负责人此前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表示，据估算，中国每年危险废物产生量超过1亿吨，约有7000万吨危废尚未纳入环保部门统计范围内。根据201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设计处置能力为6471万吨，但实际经营规模只有1629万吨。
一部分处理不了的危险废物，就进入了长江。
之所以江浙一带的垃圾不在当地倾倒，而要跑到安徽铜陵倾倒，是因为“中间商”们发现了铜陵对倾倒地的监管存在“真空”地带。
“10·12危废倾倒案”的倾倒点位于铜陵市义安区五松镇江滨村，五松镇分管环保的副镇长汪祺，现在每隔几天就要到区里参加关于固废管理的会议。6月2日是周六，和南方周末记者见面前，他刚开完一个环保会议。
江滨村虽然属于义安区，但全部土地在2013年就已交给铜陵市经开区管理。在汪祺看来，日常的监管就应该由经开区负责。“只不过当时留了一个尾巴，村干部的管理一直没有交出去，仍由五松镇负责。”
铜陵市经开区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局长殷鸣，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江滨村的土地是代征的，环保的网格化监管应是五松镇的职责。
双方都认为监管责任在对方，倾倒的“中间商”们有了可乘之机。
五松镇副镇长汪祺在2017年11月知道了污染事件，“公安部门刑拘犯罪嫌疑人以后，通知了铜陵市的环保部门，当时，市、区、镇三级领导都相继去了现场，分管环保的副市长开了一个协调会。”
2018年3月，清运和处置污染物的工作完成，加上恢复生态，铜陵市支出的费用超过了1100万元。但汪祺没有想到的是，市里在那时启动了问责，经济开发区一位副主任和一位总工程师被免职，江滨村村委会主任查金炉被行政记大过，村支书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那地方没有人住，我们人手也不够，难以做到每个地方都派人盯梢，之前也没有村民向我们反映过。”查金炉如是说。
在铜陵市启动对事件的问责之前，五松镇于2018年2月6日出台了《环境保护网格化管理和日常巡查监管工作方案》。殷鸣评价，“这就是之前该搞的没搞。我们早就按照上级环保部门的要求，进行了网格化监管。”
2018年6月1日，南方周末记者实地走访倾倒地点，1.74万余吨污染物已被全部清理，当地政府在原地种上芦苇后，很难想象那里曾是一片被污染的江滩。
（因案件尚未宣判，文中犯罪嫌疑人姜建国、涂长虹、李鸿、汪传文、查向前、黄志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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